第128章 印象深刻的老师和事(2 / 2)
明明知道,还批判,还有人追查,甚至说什么评论来头即使是老人家的讲话,也不能这么发。
这又说明了什么?
北京接连打出的“喷嚏”,不光触动了上海的“神经”,这一下连全中国都“感冒”了。
后来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姓资姓社”的大批判”,实际上就是“批老人家”。只不过,这次“批老人家”是出现在改革开放12年之后。
这样一来,老人家去年春节上海之行及发表的讲话,不但没有起到该起的作用,两种改革观和反“和平演变”的调子却越来越高,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倒退。
王建浦语气深沉很多,说:“这就是我的第一个担忧。”
沉默了很久,王建东问:“那第二个呢?”
“另一个,就是前苏联的819事件。”王建浦说道,“你们应该都知道的,去年的8月19日,苏共党内的强硬派发动政变,企图废除时任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并取得对苏联的控制。”
苏联“八一九事件”就是苏联的左派,传统势力把戈尔巴乔夫赶下台了,我们国内第一个发消息,还准备派代表团去支持他们。当时报道尽管没有直接表示,第一个报道嘛,当时字体房间有明显地倾向性,倾向政变那一方,左派,但是也不要喜形于色,不要露出来。
结果左派没站住,几天就垮下来了。尽管戈尔巴乔夫很快便控制了局势,但苏联内部的权力平衡已被打破。
之后短短数天内,不少前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四个月后苏联解体,这个庞大的红色帝国正式走入历史。
苏联巨变以后,我们党内有危机感。对危机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就是苏联没有改革,才出现这种危机;另一种认为苏联没有反“和平演变”才出现这种危机,加强反“和平演变”主张再重新强调帝国主义的威胁,外面的威胁。
就是因为苏东的巨变,无形中给左派提供了所谓理由。
“时态发展到而今,已经有些匪夷所思。”王建浦说道,“广东的人到外省,听说是广东那边来的都回避,来自资本主义复辟的地方来的人。北京出差的人到广东都要两三个人去,不然回去说不清楚。”
王建浦的说法,他和以前考察广东时结识的许多朋友现在还经常有联系,总体的感受,广东人的那种压抑着的深沉感觉马上就要爆发了。
想想也是,经历了整个八十年代特区跌宕起伏的风起云涌,珠三角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鲜花和荣誉自是纷至沓来,但也是身处非议责难的漩涡,在风口浪尖上踯躅前行。而今随着大环境的风云突变,原来意气风发的特区走到了失意,甚至绝望的边缘,本该温暖的南方陷入了严冬。
“臭得很呐,现在的广东。”王建东接话,说道,“我有同学在广东,说广东人现在正个个背负着沉重压力,自认‘臭到不行’的。他们经常这样自嘲: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
王建浦长叹一口气,感慨道:“是的呀,内忧外患。所以讲,那接下来我们上海到底该哪能弄,浦东开发开放到底该哪能弄,现在还不知道,或者说是看不清爽这样的局面要持续多久啊。”
场面一下子冷清。火锅里的水已经烧开,剩下的菜已不多,“咕咕咕”有气泡顽强地不停冒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