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四章 民国26年的中国政局(1 / 2)
第二百二十四章民国26年的中国政局
最让唐秋离不好办的事情,就是蒋委员长在信中提出的,让独立师去陕西前线,剿灭刚刚结束长征的中央红军,这是他唐秋离万万不能干的,别说是自己在心理上难以接受,就是部队这些中共党员,在独立师都担任着旅、团级别的指挥官。
自己带部队去陕北前线,那不是给中央红军送人送枪吗?到时候,来个整旅的部队一万多人,跑到红军那边,这玩笑可就大了。
可是,在蒋委员长那,老拖着也不是办法,番号也接受了,装备也换了,不给人家个满意的答复,这关过不去。
还有,自己以后要陆续从国外进口,新式武器和战略物资,得罪了南京国府,把海关一卡,自己干没辙,南京这条线不能得罪,他想了好几天,都没有恰当的办法,能做到各方面都完美无缺,令各方都满意的办法。[]重生之征战岁月224
这一时期,国内政局纷『乱』,可以说,公元一九三六年的中国,是极具变化的一年,在这一年,发生了影响后来中国历史进程的几件大事,和在一九三五年末发生的几件大事一起,构成了中国政局的风云变幻、奇异诡诈,各方势力,纷纷登场。
也可以说,日本当局对华北的步步紧『逼』,强硬态势,给国内的各派政治势力提供了政治舞台,也为他们登台,提供了合理的理由,而民众的思想,渐渐归于抵御外敌的思维上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由中共组织和策划,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史称“一二、九学生运动”。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一策略的确立,标志着中共最高层,已经把战略目光转向对付日本人,此举也为中共,在争取民众心理上赢得先机。
一九三六年一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此书一经公开发表,即赢得了东北军全体将士的广泛共鸣,书中所列各项,切中了有失家丧国切肤之痛的,东北军几十万士兵的内心,前线士兵士气低落,人心厌战,拖枪投奔中共红军的事件,层出不穷,张学良已经无法控制局势。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由刘志丹率领的红军进军河北、热河对日军作战,准备开赴抗日第一线,却在向山西推进的过程中,和阎锡山的部队发生冲突,刘志丹战死,红军撤退。
红军东征,为抗日是实,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试探国民『政府』,和国内尤其是华北各地方实力派的真实态度,此次东征,是中共红军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山西阎锡山的地盘上,留下了红『色』的种子,在国内民众面前,又争得了先机。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两广事变爆发,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六月二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然而不久后,在蒋委员长的分化隔离,金钱收买、高官厚爵等诸多手段的分化瓦解下,两广联军土崩瓦解。
两广系将领临阵倒戈、飞行员驾机叛逃,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并对两广所谓的“北上抗日”说加以抨击,“南天王”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委员长表态归顺。
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当时叛逆『性』最强、实力最大而位居国内半独立的诸省之首——粤桂湘三省伏首听命),使蒋委员长声望提高。
叛逃到中央军的,原两广系空军驾驶员与将领的表现,也足使他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乱』骂他“亲日卖国”的政敌是不得人心的——显然也使他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正确『性』,益发坚信不疑。
解决了南方各省的心腹之患,蒋委员长携胜利之威,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军各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准备全力对付另一心腹大患中共,以完成在事实上统一中国的宏愿。
因为东北军和西北军进剿不力,蒋委员长大为不满,认为张杨二人并未尽力,并准备将张学良的东北军部队调到福建,将杨虎城的西北军调到安徽。
此时的东北军,在西北剿共战场上,连遭败绩,损兵折将,再加上士兵人心厌战,张学良随即停止了对中共红军的进攻,与红军形成了对峙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