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七十九章 西安事变之余波(1 / 2)
第三百七十九章西安事变之余波
伟人的身影远去,历史积满厚厚的尘埃,却不曾被掩埋,西安事变之于中国,之于整个中华民族,都有着不可估量且深远的影响。
西安事变所达成的如下内容的六点协议,(1)改组***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参加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这一民族的目标,各党派走到一起,期间,虽偶有摩擦,却不离这个基调。
历史的脚步早已远去,华清池畔的枪声,消失在时光的长河,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无非是见仁见智罢了,谁又能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呢?[]重生之征战岁月379
中国***方面的评价,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被全国人民谴责的情况下,受中共唆使和蛊『惑』,进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的基本国策。
于一九三六年年底在西安发动兵变,挟持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主席』的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
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政府』的抗日准备被迫中断,全面抗日提前爆发,另一方面使中共起死回生,获得喘息机会,酿成抗战胜利后的全面叛『乱』。
中国***方面的评价,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八年直至胜利。
而中共领导人之一,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张学良自我评价,在事变之后几十年间,张学良一直坚持:“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应该被枪毙;但是依我的良心,我没有做错!任何一个中国人,在的当时的情况之下,都会那样做的,只不过是由我张学良做了。”
至于张学良为何甘冒风险,亲自送蒋委员长回南京,一直众说纷纭,据张学良自己说:“领袖就是一个泥菩萨,如今我已经把他扳倒了,我要亲自把他扶起来,如果他有灵,我拿头给他叩。”他如是说,也确如此做了,用后半生的自由,尽一个人臣的风骨。
宋美龄对张学良的评价非常正面,她公开称张学良的西安事变,“汉卿不要地盘,也不要钱,他要牺牲。”基于对自己的丈夫蒋中正的了解,以宋美龄和张学良的私交程度,她完全可以理解张学良当时的心态。
是为公,非为一己之私利,所以,在以后的岁月里,蒋夫人全力保护张学良不受到伤害,美国驻华公使杰豪斯在一本回忆录里面,记载着宋美龄对蒋介石说:“你如果对那个小家伙(指张学良)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就离开台湾,把你做的那些事全都公布出去。”
宋家与张学良一直相交甚密,***中央对张学良的审判,导致了宋家的极大不满,宋子文曾多次写信给蒋介石为张学良争辩平反,并当面愿以身家『性』命担保,甚至愿辞去所兼各职,换取张汉卿的人身自由。
而当事人蒋委员长,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评价是:“汉卿糊涂!”仅此四字而矣,却道尽蒋氏,对这位拜把子兄弟的复杂心情,似惋惜,似恨铁不成钢,似长兄对不懂事的幼弟的责备,正所谓,一切尽在一言中。
民国名人胡适的评价是:“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中正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二十年,”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没有西安事变,***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而一些熟知蒋委员长的人评价,蒋委员长对日态度并非姑息求和,实在是中日国力悬殊的缘故,而蒋介石首先想做的事情,是消灭中共和地方军阀割据势力,统一长城以南的中国地区,而后,倾举国之力,与日本人周旋。
抗战固然非打不可,可是它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号开打,却是西安事变的直接后果,并且不排除在中国民族统一战线没有迅速形成的情况下,日军没有感受到切实的威胁,不侵略中原地区,转而直接北上苏联的可能『性』。
众说纷纭,褒贬不一,西安事变确实发生了,确实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千秋功罪,只能任由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