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篇43 南定西南(2 / 2)
朝廷欲克定西南,自然不可能尽用地方之兵,狄青所在的奉圣军,被抽调西南,他又随左厢被调至曹克明麾下听用
西南之后,狄青的伯乐就变成大汉天子了。但是,即便后来成为刘文济亲自提拔寒门将领中的典型人物,在狄青发迹之前,予其助力的,依旧是军功勋贵们。
在大汉帝国的军事体系中,勋贵们掌握的是上升通道,牢牢占据的是中高层的位置,而在帝国军队的基层,并非一潭死水,也不是所有勋贵都是那般狭隘、自私。
再说回滇黔之乱,朝廷为了平定,也付出其极其昂贵的代价,前后动用军民三十万,靡钱一千余万贯,耗粮两百余万石,费时三年有余。
战争对于中央帝国来说,是一件越来越昂贵的事情了,而这么多人物力,直接用于剿贼平乱的,实则不足三成,剩下七成,都投入在维系战争的各项后勤损费上了
在滇黔平乱事宜上,曹玮在战略上采取了“军事为主,政治为辅,徐图缓进,逐个击破”的方针。毕竟是在枢密院掌握军令多年的大臣,眼光很高,视野很广,深明战争其手段本质。
因此,平叛过程中,在很多地方,甚至采取军事威胁在前,政治招抚为主,利益收买在后。事实上,所谓滇黔连叛,只是此乱分布范围很广,参与势力很多,造成的恶劣影响很大,但也不是全道举众皆叛。
至少,官僚官军还是坚定地忠诚于朝廷,或者说忠诚于自己的权位与利益,汉族豪强们不可能与蛮夷一条心,浑水摸鱼的行为或有,但不可能一条路走到黑,尤其在朝廷大动兵之后,很多汉族豪强、地头蛇都主动参与到平乱中来,出人、出钱、出力,协助王师剿贼。
甚至于,如善阐、理州这些地区的土司们,也没有跟着那些穷蛮夷、苦哈哈造朝廷的反,他们处在州府的核心统治圈里,受到的影响更大,汉化更深,更加明白朝廷之强大与“底线”之道理。
同时,在帝国的统治下,在与汉族的交流之中,他们获取的利益还是比被剥削的要多,因此,这部分土司,造反的少,观望的多,等到王师入滇,箪食壶浆,向导引路者,甚众。
如此多种因素,三方合力,滇黔之乱虽然持续了些年头,但其结局是注定的。这与帝国朝廷掌握强大的实力,以及数十年汉化之成果,是分不开的,这是大势。
再说军事上,曹玮将“步步为营”玩得是炉火纯青,几路人马在他的整体调度下,以一种很从容的姿态与秩序,一步步地清剿叛贼。
滇黔是一盘棋,落子之前,则先把棋盘外的干扰因素给清除了,曹玮自领军定剑南南部,折惟昌安湖南,曹克明平广西。待到外围肃清戡定,兵马集聚,粮械牲畜齐备,方才正式向滇黔大进兵。
在进兵的过程中,曹玮还将很大一部分军力、民力,用在后勤之保障,道路之开辟平整上,力度强度之大,传到京畿,还引起了一些怪话。说曹枢密率领朝廷十万大军,几十万民,费着国家百万粮饷,到西南修路去了。
虽然靡费巨大,场面难看,且非议众多,但交通的巩固,也是滇黔能够顺利平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战争期间的道路工程,在乱事平定之后,很多都升级成为官道大路,成为连接滇黔州府的通衢。
滇黔的交通,几乎被曹玮给整个做了个升级,对内交通大利,对外联系紧密,对滇黔乱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
滇黔之乱,持续反复,一直到建隆十三年初春,腾冲地区最后一股叛军被汉军歼灭,方才正式宣告终结。这场乱事,对滇黔二道来说,毫无疑问是一场全方位的剧烈破坏。
经济瘫痪,百业萧条,由战争的关系,物资转运艰难,城市虽然大多保持着防御安全,但饿死者甚众,使得二道出现了一波庞大的“离城潮”。
人口的损失,则是肉眼可见地严重的,但由于滇黔人口本身的模糊性,具体死了多少人,很难算清楚。但从建隆十五年二道上奏给户部人口籍册来看,比起乱前,在册人口少了三十多万。
而在滇黔山林之间,也出现了大量蛮寨夷楼的废墟,空无一人,阴森可怖,这些在叛乱之前,不说人烟辐辏,至少炊烟不绝。
几十年下来,朝廷在滇黔二道册封了194家土司,等到建隆十三年,只剩下61部了,消失的一百多家,不是被朝廷平乱大军摧毁夷灭,就是在乱事中被其他土司吞并了
满目疮痍,一地鸡毛,滇黔之乱的最终恶果,但也不是没有一点积极意义。至少,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洗牌之后,社会资源得到重新分配,社会矛盾得到缓解,随着对新土司册封的展开,朝廷对滇黔的掌控实则是加强了的,汉文明对当地的同化进一步加深。
滇黔一稳,整个西南又可再得几十年安宁时光
另外,这场大乱,也导致大量部族人口南流入蒲甘、安南二国,对二国之统治造成重大影响。安南那边自不必说,出兵剿灭,但剿而不尽,渐渐与当地融合,成为活跃在广南西道与安南边界的一股不安分势力。
至于蒲甘国那边,基于反汉立场,那些人迅速与已经式微的蒲甘国联合起来,与临海国对抗,使其又苟延残喘了一些年。
后来,又因为土地、部族之矛盾,权力之斗争,导致二者决裂,一番拼杀之后,蒲甘国竟为其所灭。当然,临海国最终捡了个便宜,趁机一统缅甸地区,完成开国君主刘文海未竟之事业。
但那些已经扎下根来的“理族”,虽然臣服临海国,但始终是其北患,活跃在云南与临海边界山地,持续上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