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篇2 正统六年(2 / 2)
正统初年的帝国政治格局,整体上虽然保持着理性与平稳,但由于皇帝刘维箴的德浅才弱、威望不足,上层的斗争,实则是比较激烈了,尤其在世宗压制十多年后的勋贵阶层,迎来反攻之后。
首先,世宗晚年的尚书令杜衍,在正统二年的时候罢相,出京前往西南担任巡抚使,继任的,乃是乐平县公李昭贤(这可是李继隆长子、世祖皇帝外孙)。
而当时的政事堂,除李昭贤这个尚书令之外,另有枢密使折惟昌、兵部尚书向元锴(向德明之孙)、礼部尚书冯端(冯道曾孙),另辅以石元孙(石守信之孙)、李光辅(李筠重孙)等掌握实权的军政大臣。
这些都是功臣元勋之后,除冯端、李光辅弱了些之外,其他人都是帝国的顶级勋贵,如李昭贤、折惟昌,还有一层皇亲国戚的光环。
当这些人在帝国朝堂占据大量话语权的时候,也是意味着勋贵势力的大反攻,也必然迎来早已壮大并且根深蒂固的庶族集团的对抗。
范仲淹回京,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一头扎进政斗的漩涡,虽然,他一心一意只想着为朝廷、为百姓做些实事,但有些争斗是不可避免的。
同时,作为尚书令下属最重要的两个宰臣,吏部尚书与财政使,一个吕夷简,一个范仲淹,都是庶族出身,一左一右,对李昭贤形成了相当强力的钳制作用。
于是,为了打破这种限制,李昭贤从幕后策动一场政治攻讦,他选择的目标,正是范仲淹。吕夷简这个人,老谋深算,且权术高超,否则也难在新皇继位之后,就迅速运作回京为相,并更进一步,担任吏部尚书。
相比之下,范仲淹就好操作多了,他虽然私德无亏,但做事方面,在有心人眼里,全是漏洞,也易于打击。
而这样的政治活动,并不在于范仲淹真的有什么过错,只是当权者需要,便有的是人,提供足够多的短处与把柄,等形成风潮之后,弱势的皇帝刘维箴,即便心有不舍,也不得不将范仲淹外放,他实在顶不住来自李昭贤等勋贵的压力,或者说不愿意正面对抗。
于是,范仲淹以“殿下之失”(官方的解读中,大抵是在面君进谏的过程中,言辞过于激烈,有辱圣人威仪),夺相,出任湖北巡抚使,那一年,范仲淹56岁。
如今,范仲淹58岁了,满鬓霜白的他,依旧操劳于政事,牵挂于君王,也再度迎来一个复起的机会。
两年后的今日,朝廷的局势又大不一样了,最大的变故就在于,尚书令李昭贤因病去世了。朝廷又丧失了一个领头羊,上层的斗争也再度激烈起来,而在一场旨在夺取最高相权的争斗之后,最终的人选,浮出了水面:范仲淹。
李昭贤薨得突然,以致于后事都没能交待,趁着这个空档,朝中蛰伏已久的庶族集团,也发动了一场全面性的反攻。
并且,还得到了一部分勋贵阶层的支持,比如冯端、李开源(李皇后之侄,论辈分,皇帝刘维箴得叫一声表叔)等人,同时还有萧氏的默默推动。
建隆——正统时代,朝中有“三萧”的说法,萧景、萧恭以及萧惠,这三人,要身份有身份,要资历有资历,但在权贵圈子里,是一直被默默鄙视的,还是那个原因:契丹族出身。
因此,在李昭贤等传统贵族掌握朝权时,萧氏也是默默蛰伏,秘密寻求推翻机会的一波人。李昭贤的突然辞世,显然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当然,真正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皇帝刘维箴,这对他来说,同样是个难得的机会。以刘维箴的脾性,以及从小接受的教育,除了皇室亲戚,以及东宫旧臣,他显然更亲近于那些庶族官僚。
另一方面,他也的确听话,世宗皇帝驾崩之前,对他多有耳提面命,在人才的任用上,曾给他指点了大量人选,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若想做事,可任范仲淹为相
显然,已经31岁的皇帝刘维箴,在登基七年之后,也想着做出一些成绩来,于是,在兼采多方建议,在众臣的推荐下,他终于下诏,召范仲淹回京。
刘维箴还专门派内侍省宦官南下,除了宣诏,还送上一份刘维箴的手书,上边尽是恩信期待之言,足以让范仲淹感激涕零。
而从诏书自中枢下达之后,至少在短时间内,朝廷上层的斗争停止了,所有人的目光,都忍不住投向南方,望着水陆之途。
原因无他,正统时代的尚书令,权柄之重,堪称帝国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