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篇9 南风压倒北风(2 / 2)
王则起义的爆发,本质上在于帝国贵族、官僚的腐化堕落,士大夫地主阶级的不断膨胀,导致对百姓压榨剥削的加剧,当连续的天灾降临,食利阶层趁机兴风作浪,地方官府则处置迟缓失当,再在“弥勒教义”的蛊惑下,方在河北,这个汉帝国自建国以来便是核心统治区域的地方,爆发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叛乱。
为了平定河北叛乱,朝廷也耗费了巨大代价,调兵十数万,前后靡费上千万贯,官民死伤数十万人,并且从事实上,打破了范仲淹对朝局的平衡协调,使他放弃了更为深入的改革改良。
到最后,范仲淹罢相,还与河北叛乱有直接关系
而在河北旱情终告缓解,叛乱逐步戡定的同时,在帝国繁华富庶的东南地区,在每年向京畿输送大量财税、粮米的江淮,也发生旱情了,严重程度,比之河北也不弱。
有河北之乱殷鉴在前,朝廷也再不敢有任何疏忽大意了,又分出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江淮救灾赈民事务上。虽然这个过程中同样腌臜事不断,但在江淮诸统治阶级有意识的防备与控制下,两地方才没有出大乱子。
而比起河北,发生在江淮的旱灾,对帝国的影响实则要更大,从后面的发展来看,深深地改变了帝国的政治态势。南风压倒北风,也正是以此次江淮大旱为转折点。
东南地区,在帝国的财税版图中,一直占有重要支柱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也有足够的数据支撑。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立国百年了,作为东南地区利益代表的帝国贵族、官僚、士族们,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政治地位,帝国最上层的统治资源,依旧牢牢地被传统的北方军功贵族与北士集团所占据。
这显然是一个极其深重的矛盾,尤其在东南经济发展日益抬头,到北方集团都不敢侧目、无法压制的时候,就更尖锐了。
而江淮大旱在当时,最直接的影响便是,百万人口的开封、洛阳两京,开始缺粮了。京邑之中,粮价高企,民怨沸腾,朝廷也针对性地采取了措施,比如开放官仓,比如从两湖、关内、川蜀调粮,甚至专门出台政策,鼓励商贾从海外封国籴入粮米
但这些举措,加大朝廷支出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关内、两湖、川蜀地区百姓的负担,中枢朝廷还是有节操的,但实在防不住一连串的人上下其手
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他地方的社会、阶级矛盾也随之加深,尤其是关内道,而关内的影响是能够辐射整个西北的,于是民情复杂的大西北,在安宁了几十年后,又开始滋生动乱了。
当然,很多深层次的矛盾与影响,距离其爆发,总是需要足够的时间发酵与相应契机的。而在正统十一年后帝国中枢,却不得不因江淮大旱,好好算一笔政治经济账。
京畿缺粮,盖因江淮大旱,东南输京粮米减少,而朝廷解决的办法,却严重依赖于南方道州,包括从南洋封国购入的粮食,也主要是从江海关入关,再转运进京。
因此,在范仲淹秉政后期,在帝国朝堂中枢,已经不得认真对待南方统治集团,不得不正视来自南方贵族、官僚、士族更多的声音与诉求。
总结得来说,范仲淹秉政期间,在大汉帝国统治上层,南方正式开始盖过北方,这是经济与政治相结合带来的重大变化。
且不提那些不断南下,并在漫长的岁月中与当地结合的北方籍贵族带来的影响,就范仲淹,他便是南臣,能够当上尚书令,就已经说明趋势了
而这种变化,对大汉帝国的统治影响,尤其对其统一性与稳定性,利弊如何,恐怕还需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