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九章:湖畔学堂开学(下)(2 / 2)
朱允炆仍然没有表示出赞赏或者其他否认的态度,又问王与准:“你呢?”
“学生以为,国以宽仁立。”
王与准讲出了自己的看法:“自古有仁治才有盛世,秦法严苛二世而亡,文景宽仁汉有四百,民力疾苦,有宽仁之政方可得万民之心,民心有了,江山就稳了。”
朱允炆挨个问下去,得到的答案也大多这三种,即法治、公信力和爱民恤民三种。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这三样都是一个国家所需要的。”
朱允炆开口讲课,这些孩子便都认真的拿起笔,在各自面前准备的纸本上抄记起来。
“为什么需要法治、公信和仁政呢?因为占据这个国家绝大多数数量的是百姓,百姓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三样,没有这三样,国家的根脚就会不稳。
所以这三样不是用以立国的,而是用以稳国的。
国以何立,意指国家建立之初所需的东西,也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政治体系的建立,国家是一个行使统治机制和领导机制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需要人为的行使统治领导工作。
所以,一个明确的政治体系,这里面行使统治工作的人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所以说,立国的基本是政治,立国之后怎么做,需要的哪些方面才是你们方才提起的法治、公信力和宽仁。”
立国首先要确定的就是政治体系,这个说法可能这群孩子听不懂,但是后世学习政治和法治专业基本都能一目了然,这不就是立宪吗。
立国先立宪。
宪法确定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而后这个国家进行的一切发展、改革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这样路子才不会走偏,不会被其他国家乱七八糟的思想带沟里去,才会有凝聚力和执行力。
这就是确定政治体系的重要性。
“历朝历代的国家之所以相继被青史所淹没,我们这些后人在观看史书的时候总能找出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因为严苛而亡,有的因为过于宽仁而亡,要么就是土地兼并、苛捐杂税等这些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冲突矛盾,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历朝历代从刚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就是一阵子冲劲。
咱们论历朝历代之亡国祸患,倒不如论的是历朝历代在政治上的得与失。”
朱允炆自己说自己也在记,包括不远处旁听的杨士奇三人。
“秦汉魏晋,隋唐宋元。”
朱允炆将这几个朝代的名字写下来,审视之后,说道:“这八个朝代中,秦是在立国几百年后第一次确定其政治体系,即商鞅法下的,以耕战为基础辅以严法的政治体系。
汉,黄老学术往独尊儒术的转变也是在立国之后,到了昭宣中兴,又变成博采众家之长,王霸并行。政治体系多变,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核心点。
魏晋倒是有明确的政治体系,九品中正制,一个注定被扫进尘埃中的妥协体制,祸国殃民。
隋立国太短,无法评述。
唐算是历朝历代之中,在确立政治制度最有建树的一个朝代了,无论是他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兵役制度,各个方面吧,都是很明确并且有其鲜明特点的,不提其取得的成绩,仅以政治论政治来说,唐朝亡国之后,五代十国这些个国家,或者过度到两宋、辽金元。
这几百年的咱们汉人建立的国家也好、异族建立的国家也罢,基本都是在唐代制度的盘子里打圈圈,再也没有走出来过。
就算有些革新的地方,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换个署衙机构的名字,改个牌子罢了,从根本上,并没有顺应时代或者说民心,重新制定一个新的政治体系。
两宋朕懒的提,也不想说,倒是朕很想说一下元朝,说一下忽必烈这个皇帝。
朕早前去过一趟北平,参观了北平的元皇宫,也看了一些元宫廷内留下的一些个杂书传记,朕看完之后非常的感慨,觉得忽必烈这个皇帝真不得了啊。
首先来肯定一下,这是一个开明的君王,在他当皇帝的这些年,两宋留下来的、封存的很多东西得以继续进步,一些工匠的知识,冷门的数学,甚至包括造船、火器、天文,都在得到发展,而且文化上,元杂曲的诞生,也使得百姓民间生活变得充实。
而在政治上,忽必烈虽然一窍不通,大搞所谓四等人制度,但是他有识人之明和用人不疑的心胸,军事上,他在发现伯颜的无能后,拜张弘范做蒙汉都元帅,将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了一个汉人。
朝廷中,他用安童做丞相,用贪得无厌甚至是野心勃勃的阿合马署理财政。这两人合力确保了忽必烈时期,元朝各方面的强大不会出现退步。
阿合马是忽必烈的财政大臣,也是元朝国库的大管家,元朝糟糕的人分四等政治体系导致了糟糕的财政状况和经济制度,但靠着阿合马,元朝愣生生的坚持了几十年的霸国地位,阿合马一死,元朝的经济就全面崩溃,民不聊生四海皆反。
所以朕很佩服忽必烈,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朕也学习忽必烈身上的优点。
开学堂,就是希望将朕所学的知识传播出去,来让更多的人通过学习增长见识并且懂得思考,如何在将来遇到矛盾的时候,从这些矛盾中摸索出一条双方共赢的道路来。
不要继续在这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政治圈子里打转转。”
朱允炆讲的累了,就停下来歇一会,顺道看一下下面十几个孩子的神情。
这里面,有的一脸思索,有的一脸蒙圈。
确立政治体系,对他们来说,甚至包括对杨士奇这些阁臣来说,都是太过于缥缈的知识点。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为朱允炆那句都是在唐代制度的盘子里打圈圈话而深受触动。
唐亡之后的几百年,这些走马灯的朝代可不就是一直在这个盘子里打圈圈吗。
不跳出来,哪里有不灭的朝代呢。
总会被时代所淘汰的。
这个时候,于谦举起了手,朱允炆便抬手,示意前者起身问话。
“恩师既然言立国在于政治,学生愚昧,想知今日我大明,可有明确的政治体系?”
“没有。”
这个问题,朱允炆不假思索的就摇头:“因为没有,所以朕才要开学堂,而且让这个国家不同身份的人来给你们讲课,讲故事,希望的,就是借助你们这些神童天才的智慧,在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中找出原因,而后建立一个可以避免并且消弭这些矛盾的,能让我大明和百姓可以稳步进步的新政治体系。”
立宪这个想法,朱允炆没有拿出来。
不是他恋权,而是眼下的大明没法立宪。
读书人太少,能有后现代见识的那更是一个没有。
这也就自然不具备立宪的基础了。
“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而政体,决定生产力的进步速度。”
前半句是朱允炆上一辈子最长听的,而后半句则是他这几年当皇帝的感悟自己加上的。
一个糟糕的政体下,生产力不退步都谢天谢地了,还谈哪门子进步和促进发展。
没有开明的君王和敢于革新的政策,那这个社会的生产力永远都是在原地踏步,不到亡国灭种那一步,永远都不懂的救亡图存。
“今日朕这第一课留下的课业,不用书面的文笔,只需要你们自己在脑子里记下来朕今日说的这番话就足以,好好思考,如何才能确定一个符合时代进程,并且能让士农工商得以安然共存,友好相助的政体。
如何才能让占据天下九成九数量的百姓的诉求得到实现,从而消弭掉那些令人棘手的社会矛盾。”
湖畔学堂的课业按照朱允炆的想法,将永远只会是开放式的,所有的课业都由这群孩子按照他们自己的脾气性格来进行体悟,最大程度保留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
要不然,他就没必要找这么一批神童出来了。
在他们还小的时候,给他们灌输一些朱允炆迫切的知识种子,让他们打小就开始重视思考如何为这个国家规划路线,培养远超这朝堂之上官僚的大局观意识,这才是湖畔学堂的真正价值。
朱允炆本打算再接着说几句,双喜已经凑了过来。
“陛下,西南八百里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