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章 中国1933(1 / 2)
在过去的1933年里,南京国民政府的日子很不好过。虽然和苏区红军“和谈”成功,双方基本维持了全年无大的战事,但自己统治区内的经济却一塌糊涂。
他们遭遇的,是通货紧缩的问题,市面上的白银大量地流失,以及市场上伪(蟹)钞滥导致法币的急剧贬值。
在1932年六月开始,林汉就通苏区和安插在上海的特工人员,开始秘密地使用自己的工厂印制的各国伪(蟹)钞。
先开始使用的是防伪手段较弱的美元,其次是日元。
从穿越后不久,穷疯了的汉娜与林汉很早就开始打起了印制假(蟹)钞的主意。以二战前各国的的技术水平,一个国家想要完美无缺地大规模印制另一个国家的钞票,并非那么容易的事。
但对林汉和汉娜这对不科学存在的来说,有他们两人的帮忙,却是印制别国的钞票,却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
二战时,日元的防伪水平,主要靠的是所谓的“无法伪造的三桠皮”。由于三桠皮的纤维柔韧性极好,所以日元能在水印清晰度上做到极致,而不必太多考虑水印清晰度和钞纸耐用程度的平衡。也使得日元纸币色泽偏黄、厚实挺括、水印清晰。
但对林汉来说,日本人在纸张上的防伪手段更不是问题。
先,印钞的模版对两人来说就根本不是问题。控制精确到原子级别能力的二人,可以轻松制作出和原版无一丝一毫差别的印钞模版。
(注:其实日元的印制模版防伪度不乍样。历史上炮党从美国采购纸张油墨和机器,印刷出来的日圆比真日圆还真,幸好日本禁止日圆在中国大6和满洲国流通,他们在大6行的军票和联合储备券,甚至被炮党制造的假货逼得三个月换一次钞。)
至于印钞的油墨配方问题。只要有耐性,一点一点地去调试配制,时间够长,还是可以得到色度、光亮度和原版相差微小的油墨配方,更何况汉娜和林汉在这方的把关能力同样远常人的眼睛。
至于制造日元的特种纸原料的“三桠皮”,这个时代外国人不知道,但林汉这个穿越者却非常清楚——这还是得感激无数写民国文的作者,他们在文章中对日元的制造过程有详细的描述。帮林汉扫了盲解了迷。纸张这道难关也被轻易地突破。
1932年六月后,林汉和汉娜就开始在偷偷地在中国使用新印制出来的“德版”美元和日元。
这个时代被列国租界分割的上海滩,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非但是远东第一金融中心。而且股票、黄金、外汇等金融市场的规模。全部都雄踞亚洲第一。它不仅是仅次于芝加哥的全球第二大期货交易中心。还是全球最大的黄金现货交易中心,全球第二大的钻石现货交易中心,以及全球三大有色金属定价中心之一。世界各国的著名银行、保险公司等等几乎都在上海落户。而上海也是国民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有着“中国钱包”的美誉……此时的上海确实是世界四大都市之一,与伦敦、巴黎、纽约并列,论繁华富庶甚至要胜过香港、东京和新加坡。
此时中国沿海的各大城市里,日元、英镑、法郎和美元基本上都属于常见流通货币,由于信用高,远比中国各家军阀与银行行的各种乱七八槽的票子更加靠谱,更受老百姓的信任——历史上北洋政府的钞票,就经常兑现不出银元来,南京国民政府这边也好不到哪儿去。
故而在当时的中国境内,各种外币的市场保有量大得惊人。按照当时的一份粗略调查,仅仅是在中国市面上流通的日元,就过五亿之多,而这还是在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关内反日风潮高涨的情况下。至于英镑和美元在中国市场上的流通数量,恐怕还要更高一些。
为了更好更隐密地花掉这些“钱”,林汉和汉娜使用了多种手段和防范措施。
先,就是就是上海的几个金融中心里必须有人传递消息,以便能及时把握当地银行对市场上出现的大量伪(蟹)钞的警惕性。早在1931年汉娜在德国的科研人员还在为研制印钞技术而进行“技术攻关”时,在上海的攻关就已开始,英、法、美、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上海开设的分行办事处,都有职员在他们的“公关”下被买通,随时可以提供银行内部的反馈情报。
1932年六月,第一批“价值”五百万的假美元被送到中国,七月,“价值”一千万的假日元也到达中国。十一月后,“合格”的英镑的也被印了出来。最初,汉娜这伙人先在上海小规模小批量地使用,用于套购金银等贵重金属,结果市场反映良好。无论是银行还是商户,都没有对这批钞票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不过为防万一,汉娜在上海一直都暗藏了一支人数过五十人的特种部队,装备以芝加哥打字机、狙击步枪为主力武器,单兵火力极其强大,其任务只有一个:一旦有内部人员在套购物资使用假(蟹)币时东窗事被捕,这支特种部队就负责救人或灭口。所幸的是,由于这批德国制造的美元和日元和真钞的差别微不可察,使用了近一年都没有生意外。
汉娜和林汉曾将自己印制的假(蟹)钞和真钞,请鉴定专家进行过鉴定,十张假钞和十张真钞混在一起,鉴定专家拿着放大镜看了半天,愣是无法从印刷纹路上分辩出来——在林汉和汉娜的“微控”能力面前,他们自制的印钞模版和真货模版近完没有差别。可以达到原子级别的精确,“误差”仅仅只是原子级别的(等于没有)。唯一可能分辩出来的手段,是得放在试验室里用专业的灯光照射分辩色谱才会判断出差别。但是寻常的银行,哪有用得了这么高精尖的仿(蟹)伪手段。
为防万一,汉娜派往上海的间谍,以美国人的身份在上海注册了多家皮包公司,然后使用自己印制印的“真钞”,雇佣了一批中国买办,轮流在上海滩的各条商业街和批市场疯狂扫货,金银贵金属、皮草药材。丝绸布匹。粮食和矿物,几乎是什么商品都收购。
贵金属和矿物被运回德国给德国的战争机器输血,皮草药材,丝绸布匹还有粮食。则在中国进行内部交易消化进行“洗(蟹)钱”。有的出售给市场以金银的形式收回再运回德国。有的则直接做为援共物资送给江西红军,而有的则拿来贿赂从中吃拿卡要的炮党官员和地方大大小小的军阀。而到了1933年,六月。当红军取得了福建的出海口后,汉娜在上海开设的皮包公司,用假钞收购来大量的粮食和药材,装上轮船掉头南下,直接就在福建东山港停靠,转手送给红军。
另一方面,江西苏区的红军也是“德版”美元、日元、英镑的使用大户。赣州围城时,红军就是大撒钞票,使用林汉提供的“外汇”从守军中大肆收购枪枝、子弹甚至火炮和炮弹。不过在使用“外汇”这一点上红军还算有节操,基本上都是用来贿赂“防守悍将”马司令,至于底层的守军官兵,红军主要是使用德国“帮忙”印制的,南京国民政府行的法币来收购对方手中的武器弹药。
南京国民政府行的法币的防(蟹)伪能力比日元还要糟糕,纸质和印刷质量也不佳,最初德国人印制的,反而因为质量“太好”而无法使用,后来有意降低了质量后才印出了完美的法币。
1932年下半年到1933年上半年,大笔日元、英镑、美元钞票滚滚涌入上海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上海的失业率,促进了上海市场的经济繁荣,增长了有关当局的税收。南京国民政府在被江西苏区红军一顿痛打,丧师无数的情况下,为了恢复实力,军费开支疯狂暴涨,财政所以没有破产,除了英美的支援外,也离不开汉娜和林汉“帮忙”制造的虚假繁荣。
当然,由于知道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库里堆满了自己制造的钞票,希特勒卖给宋子文用来“雪中送炭”的那十万条毛瑟步枪,是要求他用银行转帐的方式付帐的。
这些堪称“完美伪(蟹)钞”一直用到1933年四月和五月,才生了两起意外。
当时,一位汇丰银行的外国职员,在停业清点货币时,现了两张编号一模一样的美元,事后告诉经理。
“都是真钞!”
银行里最优秀的假钞鉴别专家拿着这两张钞票比对了半天,又和别的美元进行对比,结果认定这两张都是真钞,但这明显是不可能。
幸运的是,这个经理当时急于下班参加晚上的一个沙龙酒会,把这事暂时搁在一旁准备明天再处理。他的手下的一名职员,是德国收买的卧底,下班后紧急通知了德国人。
德国在上海的负责人拿到这个消息后,当晚就采取行动。特种兵们伏击了那位经理,制造了他酒精中毒而死的“意外”。由于负责人的突然死亡,原定在第二天进行的仓库大盘点也就此不了了之。
第二起意外生在法国人开设在上海的“巴黎”银行,有职员在结帐盘点时同样现了两张编号相同的日元,报之上级,不过当时的部门负责人在看到两张“比真钞还真”的“伪(蟹)钞”后,他不想多事,直接吩咐手下“明天把他们出去用掉”。
于是这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这位“不负责任”的负责人也幸运地保住了一命。
林汉和汉娜疯狂地在中国上海使用假(蟹)外汇套购物资,由于这些假(蟹)币质量好到可以以假乱真的地步,只要能顺利地在全世界流通使用。最后也就是全世界的用户一起承担这种“滥货币”造成的“量化宽松”的灾难,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伤害倒是不大。
真正给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带来致命一击的,是在当年二月美国的加纳总统宣布美国放弃金本位,以及在当年七月,加纳总统宣布提高白银收购价格,十月份又公布购银法案,即提高银价,禁止白银出口,规定美国的金银储备中银占四分之一。这一系列的政策变动,受美国白银政策的支配。国际银价骤升。
而在这要命的时刻。中国市场市场上流通的白银,由于过去一年里林汉与汉娜疯狂地套购行为,已经大量地流失了——林汉自己估计,1932年下半年到1933年六月这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先后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获得了过一亿五千万元的银元。
这些银元。一小部分是直接以“印制的外汇”在上海各金融机构兑换的。更多的却是通过收购物资,倒卖周转“洗钱”洗出来的——反正那些“外汇”都是纸,零成本的生意。哪怕是亏本倒卖那也是卖多少赚多少。
在这过程中,红军拿到了大批不要钱“白送”的粮、绵、药材等急需物资,德国人拿到了“免费的”矿产和贵金属,至于损失,则由全世界来承担——这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是一种危机转移吧。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刚开始时,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中国这边的一片“小好假繁荣”,繁华了一阵后,就因为市场上银行大量地流失闹起了钱荒。而在这要命的时刻,美国人抬高银价的行为,更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的伤口洒起了盐——中国不是产银国。
林汉在洛极矶杀掉了罗斯福,并没有阻止《罗斯福新政》的出现,而是变成换名头的《加纳新政》,它几乎是一点不差地在加纳总统上台后就在美国出现。
但是,有一项法案,却因为林汉的干涉历史,比历史上提前了好几个月。
那就是著名的《白银收购法案》。
1929年的大萧条给白银生产者带来了严重的打击,白银价格急剧下降,由1928年的每盎司58美分下降到193o年的38美分,而到了1932年下半年更是下降到了25美分。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白银集团立刻展开了抬升白银价格的游说活动,例如召开国际会议、要求政府按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和储备白银、铸造和行银币等,但这些游说活动在胡佛总统的任上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而这批游说总统抬升白价格的白银集团的成员,多是美国的南方人士。
历史上,美国要到1934年6月才通过的《白银收购法案》。
而这个位面,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约翰.加纳,是出身南方的“红脖子”。作为一个南方人,本就和白银集团联系紧密,更是极力主张抬升白银的价格以维护南方的白银集团的利益。
白银法案对中国影响极其巨大,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使用银本位的国家。《白银收购法案》签订后,中国货币对美元的汇价骤然上升,每盎司白银可换回3倍的美元的购买力,也就是说,3倍的美元才能换取同值的中国货币。美国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居民,突然感到中国商品价格的昂贵,相反,中国民众则乐于消费外国的商品——此时外国的进口产品,反而变得更加地“便宜”。在中国的大部分商品不再具有出口竞争力的情况下,当时唯一能出口的商品就剩下了白银,而在最终导致了国民政府在一年后被迫进行币值改革,被迫放弃了传统的银本位制。
1933年时,南京国民政府因为白银价格的不断上涨带来的冲击,被林汉和汉娜用假外汇套走大量贵重金属,但这两处的伤口才刚刚破开,短期内还看不出明显的伤害,情况本不会马上这么严重。真正致命的,却是人为的“法币”泛滥。
林汉和汉娜在上海使用“外汇”扫货时,由于担心各国政府的注意,还有所收敛不敢过度地肆无忌惮。加上这些“人造外汇”质量好足以以假乱真,可以全世界流通,造成的通货膨胀的损失,那也是全世界来承担,影响并不大。真正致命的却是法币的人为滥。
早在1931年第三次围剿时,常凯申还活着的时候,其手下就曾对苏区展开过印制“边区币”的经济战。而在常凯申完蛋,宋子文上台后,类似的行动他们也没有停止过。直到林汉将先进的印刷设备送入苏区,同时为红军设计了高质量的防伪印钞模版后,炮党方面由于技术限制,其伪(蟹)币攻势方才收敛。
面对炮党的伪(蟹)钞攻势,本着礼尚往来的原则,得到了林汉支持的苏区红军,也决定以牙还牙,反过来对炮党还以颜色。(未完待续。。)